截至12月6日，丁真的微博账号（@理塘丁真）已有130万粉丝，其个人简介除了一句极具个人特色的“小马永远跑第一！！！”之外，还附上了商务合作的电邮地址。如果只停留于此，丁真的故事可能只是又一个我们司空见惯的、素人爆红然后变现的案例，然而一系列后续事件都让这个新晋网红显得与众不同：作为“理塘县旅游大使”，他在微博上引发了《》、《》等官微之间的battle，以及包括山东、陕西、青海、云南、湖北、辽宁、江苏等多地官微和媒体的“邀请丁真来我家乡”的抢人大战；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华春莹甚至还在推特上介绍了他：“一张灿烂、阳光、天真的微笑照片在网上走红后，丁真最近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明星。”
互联网科技博主@卢诗瀚注意到，能在丁真爆红后迅速反应，引导流量提振当地旅游业，理塘县的当地干部实际上已做了很多前期铺垫工作。值得注意的是，理塘是全国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条件最艰苦的县之一。直到今年2月，理塘才正式摘掉了全国贫困县的帽子，亟需发展当地经济，巩固脱贫成果——在疫情严重打击地方经济，特别是旅游业的当下，这个问题尤为迫切。据@卢诗瀚了解，今年6月，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濯桑乡下汝村第一书记任敏就曾私信联系微博大V、作家桑格格，为她邮寄当地高原特产，与她交流扶贫中遇到的困难、如何升级特产包装、如何解决当地物流痛点等问题。
@卢诗瀚因此得出结论，理塘当地最迟在6月前后已经做好了直播带货的全套基础工作准备。但即使是在丁真爆火之后，他们也没有立刻卖货，而是带着长远发展的眼光，推出景区门票全免的“配套组合拳”，试图建立观光、住宿、周边消费的旅游产业链。“所以，丁真爆红的背后，是当地无数干部前期的努力和铺垫，他们也拥有更先进更现代化的一套思路……这，可能才是丁真这波热度中最有意义的事情，通过这个流量窗口，很多人能更直观地认识到网红背后的一整套扶贫系统工程，以及无数为这片土地努力付出的人。”
对于丁真的家乡而言，他的走红固然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但这件事本身也的确有耐人寻味之处——他的爆红建立在怎样的群众基础之上？又是如何触动了广大网友的情肠？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刊登的《丁真的爆红，不过是网友的“诗和远方”》一文中，作者徐悦东指出，丁真走红的背后，是长久以来公众对“圣洁藏地”的浪漫化想象，和某种“内化的东方主义”视角催生出的符号与叙事。所谓“东方主义”，指的是一种“西方”将“东方”视作凝视和想象的对象，以此衬托自身的优越感，或用“文化他者”来反思批判自身缺陷的视角。在东方主义想象中，藏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它先是在英国1933年出版的畅销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化作乌托邦“香格里拉”，成为被战争阴云笼罩的欧洲人的精神寄托；后又在19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中为嬉皮士赋予了精神和政治上的正当性。
而今，某种“内化的东方主义”在中国蔓延。文章援引藏学研究者、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所教授沈卫荣的观点，中国主流社会长期将藏地视作野蛮、贫穷、落后之地，曲解当地文化；另一方面，近几十年来，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西方的许多反思现代性的话语也进入了中国内部，形成了某种纯洁自然藏地/污浊工业都市的二元对比，让许多住在大城市的“小资”对前者代表的简单生活充满了幻想和向往。徐悦东认为，丁真是这一“藏地想象”的最新篇章，“放在现代都市人更广阔的内心需求图景里，丁真不过是现代都市人‘渴求田园牧歌’‘诗和远方’‘逃离北上广’的另一个代名词。网友要‘保护我方丁真’，也是要保护这个世界当中他们在都市生活中似乎难以企及的纯真和简单。网友们不想让丁真当成被他人赚钱所利用的‘工具人’，恰恰是不满自己是一名‘工具人’的投射。”
公众号“深燃”刊发的《老中青三代网红的爆款法则》一文指出，从芙蓉姐姐等早期网红到如今的丁真，虽然传播媒介和平台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不断变化，但网红的“爆款法则”是相同的：第一，构建符合大众需求的人设；第二，营造话题性事件。就丁真这个案例而言，他的人设就是在网红脸扎堆出现的时代难得一见的“来自大自然、静谧纯真的脸庞”。他爆红之后，几乎每天都会冒出新的网络话题——小马珍珠、学汉语、为家乡拍摄宣传片、上春晚等等——而这些话题与他的人设亦密切吻合。
天津立法约束人脸识别信息采集：人脸识别的公共边界在哪里？去年10月，浙江理工大学特聘法学副教授郭兵作为消费者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告上法庭。郭兵在当年4月购买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双人年卡时留存了指纹作为识别入园方式，但园方之后单方面要求改成人脸识别，郭兵认为园方存在违约和欺诈行为。这起诉讼案被称为“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今年11月，一审判决园方赔偿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1038元，删除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然而有报道指出，判决虽然以个案化的方式解决了郭兵本人的诉求，但没有确认野生动物世界要求刷脸本身的不正当性。
12月1日，天津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规定市场信用信息提供单位采取自然人信息应当经本人同意并约定用途，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市场信用信息提供单位不得采集自然人的宗教信仰、血型、疾病和病史、生物识别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采集的其他个人信息。该条例将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是全国首个公开禁止采集人脸识别信息的法规。
近年来，随着人脸识别在公共场合的应用日益广泛，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引起人们的关切与忧虑。界面文化曾在“2019年科技与社会议题盘点”中讨论过这一问题，指出人脸识别应用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的理由：在支持者看来，人脸识别是社会监控系统的一个环节，能为社会营造更普遍的安全感；但反对者认为，人脸信息等生物识别信息的大量采集会引起大众的焦虑，且存在被泄漏和滥用的风险。文章作者罗广彦认为，要化解这种焦虑，需要确保个人的隐私信息是否被国家与社会妥善地保护，公众是否能充分了解与参与到监控信息的收集、分析和保管的过程。
然而我们也需要注意到现有法律法规的局限性。上述文章指出，《天津社会信用条例》仅是以社会信用管理规范的角度触及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是从必要性的角度对市场信用采集领域过度收集个人信息行为的约束，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立法禁止采集人脸识别信息”的说法并不准确。在即将正式实施的《民法典》中，要求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并满足征得同意、明示目的方式与范围等多项条件，然而目前还没有正式的立法来强制约束“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上述前提条件。
文章作者认为，人脸识别应用是否规范合理，最实际的检验标准是当普通公民的个人生物信息未经同意被采集、储存和使用时，普通公民的申诉和维权渠道是否有切实保障。对于市场主体滥用人脸识别的做法，执法监管机构需要强有力的响应、监管和处罚。
《三联生活周刊》撰稿人邢海洋注意到，在11月19日截止公众意见征求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中也有涉及人脸识别的条款。草案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所收集的个人图像、个人身份特征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公开或者向他人提供。至于什么是“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草案》并未明确具体场景，也没有对安装主体条件进行界定。邢海洋呼吁，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企业已经利用数据管理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在效率和个人权利、企业盈利、政府管理和个人权利之间，需要有更明确的法规去平衡各方诉求，特别是遏止信息滥用。
在全球范围内，如何监管人脸识别技术都是一个争议性问题。“澎湃·市政厅”的一篇文章指出，必要性（necessity）和相称性（proportionality）是国际人权法中基本的合法性原则，这也反映在全球各地的数据保护法中。“这两大原则要求，非必要情况，不得侵犯隐私或数据保护权利，且应当在使用方式和预期目标之间平衡。相称性原则在世界各国的隐私权判例中也极为重要，当然存在一些地区差异，其测度通常也会权衡个人隐私与可能与之冲突的其他权利或公共利益。”
文章援引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指出，数据保护应当遵循“数据最小化”原则（dataminimization）和“目的限制”原则（purposelimitation）：前者指机构可采集的个人数据需要限制在“充分、相关，就是用目的而言必要”的程度；后者指限制超出最初采集数据用途之外目的的数据使用。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屡屡出现突破这两项原则的情况。例如数据最小化原则往往会在“效率”、“法律与秩序”或“国家安全”面前被牺牲，而目的限制原则也很容易出于泛化的“安全”目的（比如打通移民和罪犯数据库的界限），而被模糊化处理。因此，如何更妥善地引用人脸识别等生物信息采集技术，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有待政府、企业和公民协商提出更合理的方案。
参考资料：
《丁真的爆红，不过是网友的“诗和远方”》，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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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第一案”判了：“脸”不能说要就要》，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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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争议不断，“审慎且警惕”共识正在形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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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无孔不入，我的脸归我做主吗？》，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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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60年︱校园、课堂、售楼处，人脸识别应该有禁区吗》，澎湃·市政厅